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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份遗嘱 两袖清风
2015-03-11 15: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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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人民日报

追忆财政部原部长吴波生前事

这位老人,离开工作岗位已经30多年,但从部长到普通工作人员,对他的敬仰之情仍是那么浓烈。

这位老人,99岁离世至今已有10年,但他对自己身后事的处理却一直为人称道,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人。

他,就是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部长--吴波。

一留遗嘱:不给后代留私产

2005年2月25日上午,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,走完99年人生历程的吴波,面容依然如生前那般淡然、和蔼、平静。财政部尊重老人遗愿,没发通知,可自发送行的人仍排成了长队,依依不舍。

办完丧事当天,吴波的几个孩子马上召开家庭会议,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也在场参加,商量如何落实和办好父亲遗嘱的事。

吴波的这份遗嘱,是这样写的:

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,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。因此,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、1103两单元住房。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,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。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,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,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。

我去世后后事从简,不发讣告、不开追悼会,不搞遗体告别,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予保留。

“这份遗嘱是父亲2000年10月立下的,在他生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。”吴波的三儿子吴威立回忆说。

吴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进京。担任财政部副部长、部长期间,40多年来一直住在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同的旧平房里。直到他离休后,财政部按政策分给他两套单元房,他才从年久失修的平房搬进了楼房。后来房改,职工可用较低价格购买单位分配的住房,他却没有买。吴波表示:“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,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。”

二留遗嘱:再向组织表心迹

按理说,已经立了遗嘱,孩子们又都同意,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,但吴波心里还是不踏实。

2003年春节的前几天,吴波又写了第二份“遗嘱”,这回是直接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:

怀诚同志: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,一切从简。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,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。在我和老伴邸力过世后,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。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、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它房屋。他们有什么困难,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。

这并不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遗嘱,但老人表达的却是同一个心愿。与第一份遗嘱不同的地方,是吴波特意强调房屋交公后,不要给他的子女另外安排其他房屋,显然是怕单位在收回房屋时有所“变通”。

2005年2月20日,吴波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,他的老伴也已先于他离世。如何实现老人的心愿,就成了子女们召开家庭会议的主要议题。

很快,一份《交房申请》由吴波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。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,当时在财政部任部长助理,回忆起当年这一幕仍很动情:“接过这份申请感觉沉甸甸的,心中充满了感动。当初吴老写给项部长的遗嘱,财政部党组成员都看了,并被吴老的高风亮节深深打动。我们只有按吴老的意愿办,才是对老领导最大的尊敬。”

在《交房申请》的最后,吴波的子女们还特地写了一段话:“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,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,因此也不要宣扬。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。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,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,完成他的遗愿。”

吴波去世3个月后,子女们整理搬走了两套房内的物品,把房门钥匙交到财政部,并让经办部门出具了收条。此时,位于万寿路黄金地段的这两套房,房价已涨到了每平方米四五万元,200多平方米的房子总价达上千万元。

身后遗产只有几万元

吴波在领导岗位工作几十年,却没有大额存款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他将补发的所有工资,一分未留全部交了党费。平时,他也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,用来帮助别人。吴波去世后,孩子们清点了父母留下的遗产:父亲的存款是5.1万元,母亲的存款是5.9万元。除此之外,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

对于父母留下的这11万元如何分配,吴波的四个儿子在仔细商量后作出了安排:给吴波身边的工作人员小杨3万元,因为他为父亲服务多年付出很多;给二儿子企阳3万元作为补贴,因为他与父母一起居住,房子交公后需要临时租房;还三儿子威立装修房款4万元。余下的1万元,用于处理父亲丧葬事项,以及交房时搬家费用等。

11万元本来就不多,却被分成了4份用在不同的地方,可见吴波子女们的经济条件相当一般,这与吴波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。他鼓励孩子到艰苦地方工作,不要贪图京城优越的生活,4个儿子中有三人都在外地安家落户。直到吴波去世,他的儿孙们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,没有一个在求职、上学、升职等事情上,因他是“大官”而沾光。

大儿子吴本宁当年支边去了甘肃,临行时吴波只送了他一句话:“去,就一定要坚持到底,不能回来。”就这样,大儿子在甘肃舟曲县工作,条件十分艰苦,直到退休也没有回到北京。吴波的一位老战友曾想把本宁调到兰州市,吴波知道后马上拦住了,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孩子谋好处。

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,后自己考上教师的四儿子吴本立,被学校安排去香港进修,吴波听说这是有领导对他儿子的“特殊关照”,就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,把进修名额让给了其他教师。

三儿子吴威立曾是国家经委的一个司长,上世纪80年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,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准备安排他担任副局长。吴波得知后坚决不同意,理由是自己在财政部工作,儿子就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,最后硬是“否决”了组织的决定。

对孩子们是这样,吴波对自己则更为“严苛”。

吴波常年住在裂缝掉灰的平房,墙面的部分墙皮已开始脱落。身边的工作人员杨雷芳回忆说,给吴老从厨房端饭到房间时,曾有好几次墙皮脱落掉进了饭碗里。但部里每一次提到维修房子的事儿,他总是摇头。他说:“我离休已经不工作了,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。”后来,负责维修的部门把沙子、水泥、石灰等都运来了,他还是不肯。最后还是按照吴波的意见,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补了补,就算修缮过了。

吴波的秘书王沈京说,吴老几十年中只穿过两套中山装,一套灰色,一套浅灰色。他的睡衣、衬衣都是穿成了“毛边”,还是不肯做新的。家里有两部电话机,平时都放在他的书桌上。晚上睡觉时,他要把那部红色专线电话放在他的床头,可家里连一个床头柜都没有,只好搬一条方凳子“凑合”着放上电话。

客厅里坐了多年的一对沙发,已经打了“补丁”;一溜半截高的书柜,稍微一挪要散架。但他自己舍不得花钱买新的,更不让公家给换新的。最后收废品的都不肯要,对他说:“您给我钱,我帮您扔掉。”

他不收礼品,也定下家规要求家人不得收受任何礼品。对送上门的礼品,他和家人客气地退还,退不了的食品就按价退钱,哪怕一箱水果也不行。拒礼的操守,吴老坚守了一生。

对身边工作人员生活和需要帮助的人,吴波总是挂念在心,慷慨解囊。

吴波住所的前院,曾长期住着为他开车的司机蔡师傅一家。蔡师傅家境困难,吴老时常给他接济,就连他家的房租、水电费也给代交。蔡师傅的儿子们也都是在吴老身边长大的,吴老平时对蔡师傅的孩子,也都像对自己的孙子一样。逢年过节,吴老总是让他的夫人邸力给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买衣服,发“压岁钱”。

杨雷芳刚来他身边工作时,吴波把西屋单独辟出来给他住,并让老伴买了件新衣服给小杨,还嘱咐小杨有空就要多学习。小杨抽空学了个文秘函授,吴波特别高兴,连声夸奖“学习好,学习好”。

吴波,这位老共产党员就这样一尘不染、两袖清风地走了。他身后没有留下多少物质遗产,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一座金山,令后人受益无穷。

几任部长的怀念:他一心为公、主动让贤,从来不肯“沾光”

1979年8月,73岁的吴波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。一年后,吴波带头支持干部年轻化,向党中央、国务院写报告主动辞职担任顾问,成为在职年龄大、任职时间短,却深受人们敬重的一任财政部长。

吴波在任时,在他的具体指导下,财政部于1979年提出了理论建设、制度建设、干部队伍建设的三大目标,并付诸实施。他还草拟了经国务院批转的《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》,明确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、原则及内容。

吴波担任顾问以后,仍然积极为财政的改革与发展出谋划策。他参与并认真筹划了1984年工商税制改革,与其他同志一起,深入研究,精心策划,为改革的成功做出了贡献。这次改革彻底扭转了过去长期形成的税制单一化倾向,创建了多税种、多层次、多环节调节的复合税制新体系,不仅保证了国家财力的增长,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、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、第六任财政部部长王丙乾,在回忆文章里是这样评价吴波的:不论何时何地,他都对党忠心耿耿,从不计较个人得失,即使蒙受委屈和不公正对待也毫无怨言。凡是能给予他人和社会的,他都毫无保留地奉献;凡是他人或社会给予他的,他也毫不犹豫地回报给了社会。在新中国的财政发展史上,铭刻着吴波同志的突出贡献。

在财政部任职期间,吴波因公因私从没有回到过故乡安徽。1982年,第四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,邀请吴波和夫人回来看看。吴波和夫人乘火车到达合肥时,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火车站去接站。吴波认为这次回安徽是私事,不应享受因公待遇。回京上火车前,他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。后来每次谈起这件事,张劲夫总是很感慨:“我们的干部要是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明,何愁党风不正,何愁执政能力不强!”

在吴波面前,第八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堪称晚辈。吴波当副部长时,他刚刚大学毕业。项怀诚回忆说,1986年,吴波同志八十大寿。当时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建议,由他和我们几位副部长每人拿点钱,凑份子给吴波同志过生日,但吴老坚决不同意。到了生日那一天,他早早让司机老蔡开车去了西郊,据说在公园里躲了大半天。

“吴波同志在财政部的民意很好,威信很高,带出了财政部的一代风气——勤奋、清廉、踏实、仔细。”项怀诚深情地说。

与他共过事的人说,跟这样的人相处,能使人心灵净化

财政部退休老干部王韶光回忆说,上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,机关职工蔬菜也要定量供应。为解决食堂的吃菜问题,财政部职工在一块闲地种了几年菜;后来蔬菜困难的问题解决了,就不再种菜,栽上了葡萄树。为给这块地建围栏,行政司做了一个200多元的插竹篱笆的预算,送到部长吴波那里,他看后批示:“要重新计算一下,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?”经过重新测量计算,拉铁丝网比插竹篱笆节省20多元。吴波才批准同意这个预算。

吴波经常说,节约每一元钱,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。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,还是事业经费拨款,都应当精打细算,绝不能大手大脚,更不能铺张浪费。要把一个钱当成两个钱用,少花钱多办事。

退休老干部王济章回忆说,1965年,吴波带队到河北农村搞“四清”,工作队单独开伙,伙房设在生产队的一间小屋里。当时已是盛夏,大家在屋外排队、从窗口打饭在院里吃。吴波年龄最大,每次打饭都从队尾排起。有时太阳毒,同志们让他先打饭,他总是推辞:“不用。一会儿就到了。”

吴波平易近人,住在农民家里也不忘抽空干些轻活,不论是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还是一般农民,都愿意跟他聊,就连小孩也能跟他说上话。由于政策水平高又了解实际情况,吴波在工作组和老百姓中威望很高。工作组离开时,不少农民自发地到村外送行。

中国建设银行原副行长赵玉琢,曾是吴波的老部下。他说:“吴老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,跟这样的人相处,能使人心灵净化。”

即使素未谋面的“后生”,对他的点滴往事也耳熟能详、铭记在心

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。几十年里,财政部的新人来了一茬又一茬,很多人甚至没有见过老部长吴波。但老部长的一些点滴小事,经过几代人的传颂,深深地在他们脑海里扎根。

老部长到上海搞税制改革调研,他提出局级干部俩人住一个房间,秘书住一小间,节省了很多开支。他到成都开会,会议安排他住套间,但他一定要住单间。

去山东调研时,接待单位派了5部小轿车,几位处长在车旁等候。吴波严肃地说,只要一个人陪同,他跟大家一起乘坐面包车,小车一辆也不要。事后有人问吴老,让红旗轿车放空跑个来回不是浪费吗?吴波解释说:“如果坐了红旗车,后面几天调研中红旗车就成了我的专车,那会造成更多的浪费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,财政部的办公条件很差。夏天,总务处要给吴波配电风扇,他却坚持不要。在部长用车问题上,吴波坚持不给自己配专车,“文革”以后,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7点,他都要从西四出发,步行40分钟到三里河的办公室上班,不管严寒酷暑,风霜雨雪,几乎天天都是如此。

“现在财政部很多人,都不曾跟吴波老部长共过事。但他仿佛就在身边,从未走远。”一些中青年干部说,他的高尚品德像一座丰碑,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。

日前,财政部发出通知,在全国财政系统开展向吴波同志学习活动,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和广大财政干部职工要深入学习他坚定信念、艰苦奋斗,克己奉公、一心为民的宗旨意识;深入学习他不计名利、无私奉献,严以修身、廉洁自律的党员本色;深入学习他求真务实、鞠躬尽瘁,勤俭节约、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。

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,已是第十一任财政部长。他表示,吴波同志的事迹感人至深,他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的精神风范,几十年来激励着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。在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的今天,弘扬吴波精神具有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。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吴波同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,以及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,我们必须要薪火相传,发扬光大。”(记者 李丽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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